中國傳統的宗教精神在於敬天，佛道興起後，有了新的信仰。道教致力於不死的探求，傾心於神仙世界。佛教則逐漸本土化，終為中國式的佛教，以絕對與圓融為思想的特質，高僧代有所出，宗教活動不絕。中國的禮俗，意在親人，婚禮表示琴瑟和鳴，喪、祭表示慎終追遠，長幼之倫代表禮法與親情的結合。年節與民間娛樂均含有陶情怡性、移風易俗的作用。凡此無一不是中國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最親切自然的表現。

本書不但資料豐富、圖片精美、文筆流暢，並且特別討論了日本摺扇如何以韓國為媒介，在我國文人生活中廣泛流行；以及摺扇如何以我國為中心，傳入歐洲，在十七、八世紀的上流社會普遍發展。從文化史的觀點來討論摺扇 在中國與歐洲的發展，匠心獨運，既是本書的重心，也是本書的特色。

「公」與「義」都是傳統中國重要的觀念和價值。 「公」一直是中國思想中的核心價值； 「義」在學術思想中的地位先盛後衰，但在民間流行很廣。 世界很多地方也有類似的「公」「義」想法， 可說是具有普遍性的問題。 《公義觀念與中國文化》的主題除闡述「公」與「義」，也析論它們和中國歷史、現代華人文化的關係。隨著西方文化在近代進入中國，以及社會環境日趨國際化，當前華人意識中的「公」和「義」已經頗有西方public和justice的成分，但傳統的意識又還有力量。本書就是針對「公」、「義」問題各個方面進行深度探討的成果。 《公義觀念與中國文化》是由2005年聯經出版的《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修訂而來，書的主題由集中於「公」，到「公」、「義」兼論，呈現出新的面貌。

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遭受了「千古未有之變局」，在西潮的衝擊下，中國傳統文化有了那些變化？知識分子又如何肆應此一變局？作為一個思想史學者，作者對這些問題展現了深刻的觀察和思索，彙集成為本書。書中文字和 觀念均力求雅俗共解，輔以作者清通之文筆，讀者當更能深入了解這段變遷的過程，及面對末來的因應之道。

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遭受了「千古未有之變局」，在西潮的衝擊下，中國傳統文化有了那些變化？知識分子又如何肆應此一變局？作為一個思想史學者，作者對這些問題展現了深刻的觀察和思索，彙集成為本書。書中文字和 觀念均力求雅俗共解，輔以作者清通之文筆，讀者當更能深入了解這段變遷的過程，及面對末來的因應之道。

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遭受了「千古未有之變局」，在西潮的衝擊下，中國傳統文化有了那些變化？知識分子又如何肆應此一變局？作為一個思想史學者，作者對這些問題展現了深刻的觀察和思索，彙集成為本書。書中文字和 觀念均力求雅俗共解，輔以作者清通之文筆，讀者當更能深入了解這段變遷的過程，及面對末來的因應之道。

《钱穆先生全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新校本)(繁体竖排版)》系钱穆先生于一九七五年应《邮光丛书》编委之邀，将数篇相关论文汇编而成，付与出版，并择其中一篇取为书名。以后再版及编入全集时，又有增补。 钱穆先生以中国文化为观照世界局势的基点，讨论其演变及中国文化在此变动中因应区处之道。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推重与疼惜、为人类未来的共存共荣而向西方国家的建言等，均能因时而论，触事而发，义趣通贯，至今读之仍未过时。

在不同宗教傳統的歷史文化脈絡下，傳記文類原本即會發展出不同的敘述結構，而聖傳作為宗教人物的傳記體，更得表現其異於一般歷史人物的宗教人格特質。正史列傳所使用的敘述體例，決定了史家務求史傳人物的「典範性」的敘述性格；而聖傳傳主卻在敘事者的刻意敘述下，展現其異常性、超常性。 詩禪關係，則是討論中國文學理論史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傳統研究詩學與佛教關係之際，著重於社會史的層面，也就是作家個人與佛教的因緣與來往，於文學理論層面之討論往往未能深入。從聖傳與詩禪的視野出發，檢視文學與宗教的互動關係，將是學界未來值得努力的方向。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文化。自東漢末，三張天師道在巴蜀立教，建立一個具有層級結構的教區組織，即二十四治的體系。早期天師道創制的儀軌、章符、戒律、道經一直在中國統治階層及各州縣地區發展和傳播。唐代以後，更因官方積極的推動，例如地方上道觀的紛紛建立、以及道藏經的系統搜集等，道教在中國社會的發展更深刻地影響後世中國人的宗教和道德傳統。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道教研究要能夠向前達到現代科學研究的水平和成果，就得發展在大學研究機構裡進行道教的研究和教學，建立對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論著的客觀評定標準，以及進一步開拓科研工具，包括電子版《道藏》的普及使用。 本書的源起是出於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在過去數年來在道教研究的發展上的成果，代表了目前道教研究在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的發展狀況和特色。道教研究是一項十分困難但具挑戰性的學術工作。基本上，一位道教學者就須要具備“道藏經典...(展开全部)